徐永盛/文 張振國/圖

　　2025年11月25日，文化和旅游部正式發(fā)布2026年“歡樂春節(jié)”官方吉祥物“吉祥馬”。它的設計靈感源于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國寶級文物“馬踏飛燕”。

　　2025年12月18日，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6年春節(jié)聯(lián)歡晚會吉祥物形象圖發(fā)布。同樣以武威國寶級文物“馬踏飛燕”為靈感的“驥驥”成為春晚舞臺上最萌的文化使者。

　　西周的禮儀、漢代的豪邁、唐代的氣度、當代的生態(tài)，匯成了“勢不可擋”的吉祥潮音。當古老文物與新春民俗碰撞出奇妙火花，千年文脈在年味中煥發(fā)新生。尋訪吉祥馬，何以是涼州？需要我們從一隅一馬中解讀中國人的吉祥觀與精神傳承，尋找中華民族昂揚的精神密碼。

　　一、馬與國人心中的吉祥觀吉祥物

　　何為吉祥？“吉祥”一詞，既為并列，又為偏正；既有因果，又有側重。吉者，善也；祥者，福也?！掇o海》作解為吉利的事情、美好的征兆。“吉”指幸福美好的事，“祥”指喜慶吉祥的征兆。福善與嘉慶同在，是為“吉祥”。

　　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對吉祥充滿了追求和向往，儒釋道視之為終極的追求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吉祥一詞最早見于《莊子·人間世》。文曰“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”。內心澈明空靈，心生光明智慧，吉祥就會降臨，福善就會匯聚。唐代學者成玄英對此疏解說，吉者，福善之事。祥者，嘉慶之征。止者，凝靜之智。在道家的眼中，吉祥善福，止在凝靜之心。只有凝靜之心，方能招致吉祥之善應。儒家則注重君子踐行正道與吉祥的關系?！兑捉?middot;系辭》中同樣說到“吉，無不利”“吉事有祥”。吉事將興，必有禎祥之兆?！兑葜軙分姓f，禮義順祥曰吉。《尚書》中說，作善，降之百祥。君子如能體察守“亨”之道、常遵禮儀之規(guī)、常存仁愛之心，則萬事皆吉。佛教對如何獲得吉祥同樣有著系統(tǒng)而深刻的辯說。佛家認為，種下永恒的善根，追求真與美，踐行正法，就能快速達成，就能終得圓滿，是為大吉祥。由此可見，從“吉祥”一詞誕生起，吉祥就不是外在強求，而是內心澄明、順應自然的必然結果。由此衍生的“作善降祥”“吉由己造，福由德生”等論述，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(tǒng)吉祥文化“內修心性、外順自然”的豐富內涵，成為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積極向上、和諧向善價值觀的核心思想。

　　有圖必有意，有意必吉祥。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，吉祥觀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現(xiàn)象，在不斷演變和發(fā)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文化體系。吉祥物、吉祥圖、吉祥語等包含美好祝福的元素，共同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吉祥文化，比如龍鳳呈祥、松鶴延年、富貴牡丹等等。而“馬”更是承載著多重文化意蘊的吉祥圖騰，是中華民族精神與吉祥信仰的重要符號。

　　中國古代神話構建了完整的吉祥神馬譜系?！渡胶＝?middot;海內北經》中有吉良馬，也作吉量馬，是古代一種祥瑞的馬。“乘之壽千歲”“王者不誅馬則至”，寓意長壽千歲、吉祥長壽；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中有駁馬“見則天下安寧”，具有御兵之能力，象征著和平吉祥。《山海經》中還有“乘黃”“飛黃”之馬，狀如狐，背上有角，“乘之壽三千歲”“黃帝乘之而仙”，“飛黃騰達”的成語即源于此?！吨芤住氛摷拔拿鏖_啟，則有“龍馬”顯世。謂之為河水之精，“有明主則見”，背負河圖獻伏羲。龍馬負圖，馬成了天人溝通的媒介和使者，象征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?！掇o源》解釋“龍馬”為“河出之瑞獸”，是吉祥的最高象征之一。

　　翻閱史料古籍，馬始終與吉祥緊密相連，承載著人們對美好、成功、進取的向往。《玉篇》中記載，“馬，善馬也，吉也”，直接點明良馬即吉祥之馬?！吨芤住吩?ldquo;乾為馬”，馬為乾象，吉祥之本，這是馬與吉祥關聯(lián)的哲學基石。乾卦為六十四卦之首，象征天、陽、剛健、進取，“元亨利貞”四德皆為吉祥之兆?！墩撜Z·雍也》中說“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”。將馬的“德”與吉祥相連，認為有德之馬方為真正的吉祥之物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“德為吉祥之本”的儒家思想?！墩f文解字》雖未直接將馬與吉祥相連，但釋“馬”為“怒也，武也”，奠定了馬作為陽剛、奮進象征的基礎，而陽剛奮進正是吉祥文化中“趨吉避兇”的核心動力。從《周易》的哲學象征到神話傳說中的祥瑞神馬，從官方政治信仰到民間民俗符號，馬，已真正成為中國人吉祥觀的生動載體。

　　二、涼州馬文化的豐富內涵

　　在武威涼州，馬是一個永恒的文化符號和人文元素。涼州大馬是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唯美產物，是絲路文明的吉祥載體。

　　武威地處河西走廊東端，“襟帶西蕃，蔥右諸國”“通一線于廣漠，控五郡之喉襟”，是“人類文明第一通道”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，也是中原文化與西域文明的交匯之地。獨特的地理環(huán)境與特殊的歷史地位，造就了發(fā)達的養(yǎng)馬業(yè)與深厚的馬文化。

　　史前至先秦，是涼州馬文化萌芽與圖騰崇拜階段。武威馬文化源頭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，涼州區(qū)甘泉溝、石城山巖畫和境內發(fā)現(xiàn)的馬骨等文物為早期馬文化提供了直接佐證。武威文化工作者李忠文考察發(fā)現(xiàn)西營鎮(zhèn)境內甘泉溝有六處巖畫，其中與馬有關的就有“石馬踢戰(zhàn)”“牧馬”等巖畫。有的刻在峭壁上，有的刻在巨石上。“石馬踢戰(zhàn)”巖畫用鑿點連線陰刻的技法，刻畫著三匹馬、一頭牛、一只鹿，其中二馬反向而立，掣臀抵足，簡潔的線條生動地刻出了二馬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。另一馬在旁搖尾揚蹄，悠閑自得地前行。“牧馬”巖畫中心，是一匹大馬，俯首搖尾，緩步向前。大馬周圍，又有幾只小馬駒來回奔跑，跳躍撒歡。一人跟隨馬后，舉手揚鞭。這些巖畫線條簡約、形象抽象，但動態(tài)十足，別有情趣。在武威發(fā)現(xiàn)的齊家文化和沙井文化遺址中，同樣出現(xiàn)了少量馬骨，證明此地是野馬棲息與家馬起源地之一。

　　涼州地處祁連山下，這里同樣還是中國先秦神話的發(fā)源地之一。周穆王巡游天下，八駿日行三萬里?！妒斑z記》里說這八駿之一名絕地，足不踐土；二名翻羽，行越飛禽。八駿盡顯天馬神駿的風采。“絕地”“翻羽”與武威出土的銅奔馬踏燕追風、凌空而行有著高度的藝術契合?！妒酚?middot;大宛列傳》記載：“初，天子發(fā)書《易》，云，‘神馬當從西北來’”。中國以馬為神，故稱神駿。涼州石城山巖畫中的馬形象與“白馬搖鈴”傳說結合，反映了先民對馬的敬畏崇拜。《五涼全志》記載“白狗取水，白馬搖鈴，懸羊擂鼓”的故事，宋神宗年間楊文廣之女楊滿堂被困石城山，借白馬搖鈴疑兵計脫困，印證馬在早期社會中的精神象征意義。這一時期的馬，已成為力量、勇氣和智慧的象征，為后世精神傳承埋下了伏筆。

　　漢代是涼州馬文化的崛起時代，也是馬文化精神彰顯的高光時期。這一時期，武威出土的馬文物數(shù)量與工藝水準都達到了一定的巔峰。“國之大事在戎，戎之大事在馬”。馬的馴化、引進、養(yǎng)育、改良與繁榮，在國家戰(zhàn)略中具有超常地位。“涼州畜牧天下饒”，涼州馬帶給了大漢天子所向披靡的勇武。漢武帝在涼州設立牧師苑，大規(guī)模養(yǎng)殖戰(zhàn)馬。休屠太子金曰磾被漢武帝拜以馬監(jiān)，終至托孤重臣。他精于養(yǎng)馬，為漢朝培育了優(yōu)質戰(zhàn)馬，也讓涼州的養(yǎng)馬傳統(tǒng)得以延續(xù)和發(fā)展。后世尊之為“馬王爺”或“馬神”，武威城鄉(xiāng)修筑馬神廟以示懷念。1969年，雷臺漢墓出土一批東漢銅車馬俑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“馬踏飛燕”造型的銅奔馬，三足騰空、一足踏燕，融藝術與力度的美于一體。不論是考古學者將“馬踏飛燕”作為相馬的馬式來理解，還是國家確定其為中國旅游標志，都足以說明涼州馬的獨特審美價值。

　　漢末至明清時期，涼州馬文化內涵不斷拓展。三國時期，西涼鐵騎“來如風雨，去如絕弦”，以堅韌果敢、悍不畏死而聞名天下。五涼時期，品種優(yōu)良、體格雄健的涼州大馬，載著騎戰(zhàn)有術、英勇善戰(zhàn)的涼州騎兵，穩(wěn)固著五涼政權的“馬上江山”。涼州區(qū)高壩鎮(zhèn)出土的唐三彩騎馬俑，胡人騎手與中原駿馬相得益彰，再現(xiàn)著唐代“胡風”盛行的社會風貌，見證著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。西夏馬文物獨具特色，涼州雜木寺摩崖石刻“吻唇馬”托舉佛像，屬國內罕見；西夏碑座上的帶翅天馬，背生雙翼、踏云而行。明清時期，馬的實用價值下降，但精神內涵融入民俗。武威民間散布有許多馬王廟，保留著祭馬習俗，馬文化已深度滲透進民族精神生活。

　　綜觀涼州大馬的發(fā)展演變史，它的吉祥寓意源于歷史以來的實用價值、世俗祈愿與精神追求。馬是“六畜之首”，涼州馬護佑著百姓的安居樂業(yè)和生產生活；馬是“甲兵之本，國之大用”，涼州大馬為漢王朝開疆拓土、安邊衛(wèi)疆立下了汗馬功勞；馬是交通貿易的和平使者，涼州大馬馱載著絲綢、茶葉、瓷器穿越戈壁沙漠，促進了東西方物質與文化的交流。涼州大馬凝結著河西先民的生存智慧與精神追求，在涼州先民心中被賦予吉祥屬性，成為祈福豐收、期盼安寧、向往富強的精神寄托。

　　三、涼州馬文化的吉祥特質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在關聯(lián)

　　涼州馬是吉祥馬，涼州城是吉祥之城。涼州馬與涼州人的忠誠、剛健、進取、創(chuàng)新、包容的特質，與國人孜孜所求的“吉祥”所代表的美好、順遂、福運本質高度契合，與忠誠擔當、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、包容創(chuàng)新的中華民族精神一脈相承。欲理解涼州馬作為吉祥馬的創(chuàng)作靈感，需要從中華民族精神的高度出發(fā)，深入理解體味涼州馬文化所蘊含的精神品質。

　　忠誠擔當?shù)募覈瘛?ldquo;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”馬的忠誠可靠歷來深受國人推崇。無論是行軍作戰(zhàn)還是商旅往來，涼州大馬始終與人同生共死、不離不棄，成為忠誠擔當?shù)南笳?。西晉永嘉二年四月，劉淵兵指洛陽，京師告急。涼州發(fā)動洛陽保衛(wèi)戰(zhàn)，派都護北宮純等率領涼州鐵騎馳援京師，大敗王彌，洛陽解圍。一時之間，洛陽百姓在街頭巷尾遍唱：“涼州大馬，橫行天下。”后來，劉曜再次兵圍長安，四方諸侯無人響應，張寔再次兵援。“涼州鐵騎”兩戰(zhàn)王彌，二救京師、浴血守城，留下了“涼州大馬，橫行天下”的千古美談。涼州鐵騎是五涼政權尊表朝廷、維護統(tǒng)一的象征，彰顯著“家國為重”的忠勇，傳遞著忠義擔當?shù)募覈閼选?/p>

　　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底色，涼州馬文化中“鐵騎安邦”忠誠擔當?shù)木裉刭|，與家國情懷價值追求有著高度的統(tǒng)一性。從漢武帝時期抗擊匈奴的涼州將士，到歷代守護邊疆、維護安寧的軍民，涼州人始終以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的擔當精神，守護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國家的統(tǒng)一。涼州馬文化所蘊含的家國精神跨越時空，成為凝聚民族力量、團結奮進的重要精神源泉。

　　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。“馬踏飛燕”一往無前、風馳電掣的奔騰姿態(tài)，生動詮釋了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的乾卦精神，展現(xiàn)出萬里拓疆、開拓進取的奮斗品格。張頤武教授認為，“馬踏飛燕”寄托了中華民族不斷開拓、不斷向遠方馳騁的空間想象。涼州馬文化所蘊含的奮斗、開拓、進取精神，貫穿于涼州乃至河西地區(qū)文化發(fā)展與社會進步的全過程，不僅是涼州地域文化的核心，更與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堅韌不拔、奮發(fā)向上、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具有強烈的同構性。

　　“上帝不寧，命漢作涼。”作為中原王朝開拓疆土、抵御外敵的前沿陣地，涼州一直擔負著“南排勁越，北啟強胡。并連屬國，一護彼都”的屏障使命。漢元狩二至四年（公元前121至119年），被后世稱為“戰(zhàn)神”的西漢名將霍去病數(shù)次率軍西征，大敗匈奴。漢帝國在河西“列四郡，據(jù)兩關”，將“武功軍威”寫于河西大地，更保障了“絲綢之路”的暢通無阻。霍去病西征，展現(xiàn)的是中華民族的奮斗精神。

　　漢武帝為改良騎兵、鞏固邊防、獲取良馬，兩度派李廣利率軍遠征大宛求取汗血寶馬?？缭缴衬瓯诘膱皂g與“得馬則安”的執(zhí)著，鑄就了華夏民族敢闖敢試的精神底色。這種不甘落后、追求卓越的鑿空與拓荒行動，體現(xiàn)了中華民族銳意進取、勇攀高峰的精神追求。一匹天馬馱起大漢半壁江山，漢武帝吟唱的《天馬歌》，展現(xiàn)的是中華民族的開拓精神。“天馬來兮從西極，經萬里兮歸有德。”騰云駕霧、唯龍為友的天馬，依托德行的力量降外國、四夷服，天馬在那一刻，就已化身為以德服人、昂揚奮進的吉祥載體。

　　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涼州吸納融合了中原儒學、西域佛教和游牧文化等多種元素，保護和豐富了中原文明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五涼文化，并以強大的曠野之氣為隋唐王朝的統(tǒng)一建立注入了根本性的血液和強勁的律動。這種文化上的兼容并蓄與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，構成了涼州的闊大氣象，展現(xiàn)出了中華民族的進取精神。

　　厚德載物的包容精神。特殊的地理環(huán)境，造就了涼州馬文化兼容并蓄、厚德載物的精神特質。涼州大馬是中原馬、西域馬與蒙古馬雜交改良的產物，既保留了蒙古馬的耐力，又兼具西域馬的速度，這種“取長補短”的改良過程，本身就是包容精神的具體體現(xiàn)。“馬踏飛燕”作為東西方文化融合的藝術結晶，其形象既源于中原的“龍馬精神”，又吸納了西域“翼馬”的神話元素，成為兼容并蓄精神的具象化表達。它的鑄造工藝同樣展現(xiàn)出包容的特質，既采用了中原傳統(tǒng)的陶范鑄接法，又融入了西域藝術的浪漫主義風格，寫實與想象完美結合，形成了形神兼?zhèn)洹忭嵣鷦拥乃囆g效果。

　　涼州作為多文明交匯之地，始終以開放的心態(tài)接納外來文化，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核心價值，又吸納了西域文化的獨特元素，在交流互鑒中豐富自身，形成了“多元一體”的文化格局。“絲綢之路”開通后，涼州馬文化成為連接東西方的精神紐帶。佛教通過馬匹馱載的經卷傳入中原，中原的儒家思想與生產技術借助馬隊傳播到西域。東漢永平八年（公元65年），漢明帝劉莊派遣蔡愔、秦景、王遵等10多人，沿著絲綢之路西行求法。最終，白馬馱經負籍而還，明帝還在洛陽賜建白馬寺。“中州原善土，白馬馱經來。”永平求法標志著佛教正式由官方傳入中國。魏晉南北朝時，前秦王苻堅派遣呂光率軍西征龜茲，征服西域30余國后，用兩萬多峰駱駝、一萬多匹駿馬滿載著西域珍寶奇玩，帶著鳩摩羅什啟程回到姑臧，建立了后涼。清朝雍正年間，涼州海藏寺主持際善法師弘誓大愿，前往京師請經，八年時間徒步抵達京師。朝廷賜給明版藏經6820卷，際善法師用一匹白馬將經卷馱回海藏寺，供奉在靈均臺上的無量殿，無量殿更名為藏經閣。不論是白馬馱經、玄奘西行、鳩摩羅什來涼、涼州會盟，還是交通驛使、商旅往來，馬都是絲綢之路上開放交流、和平相處的使者。馬背上送來的，是和平、是美好。由此而在這片土地上孕育的西涼樂舞、涼州詞，儒學西進、佛學東漸，都彰顯了絲路文化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特質。這種雙向的文化交流，在涼州形成了“無由停絕”包容共生的文化氛圍和“有容乃大”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。

　　開拓創(chuàng)新的突破精神。在古今中外藝術造型中，表現(xiàn)馬的速度往往依賴于長上雙翼、騰云駕霧等傳統(tǒng)手法，而“馬踏飛燕”的塑造突破了思維局限。它以“踏燕”的巧妙構思，將速度與平衡完美融合，既符合力學原理，又富有藝術感染，展現(xiàn)出驚人的藝術創(chuàng)新。這種創(chuàng)新并非偶然，而是涼州先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文化基因。

　　開拓創(chuàng)新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動力。涼州馬文化蘊含的敢為人先、開放開發(fā)的精神，與這種時代精神高度契合。學者劉再聰指出，武威是“中原王朝走向世界的第一程”。作為絲綢之路的“橋頭堡”，地理空間上的交匯，致使涼州一直處在不斷突破傳統(tǒng)、不斷接受新知、不斷推陳出新的創(chuàng)新前沿狀態(tài)。從馬種的雜交改良到馬車的技術革新，從制度變革到文化創(chuàng)新，涼州人始終以開拓創(chuàng)新的精神應對挑戰(zhàn)，展現(xiàn)出中華民族勇于探索、敢于創(chuàng)新的精神特質。馬文化保障了文明的雙向交流，為華夏文明的延續(xù)與繁榮注入不竭動力。

　　“琵琶且攏彈新曲，高調依然在五涼。”著名作家阿來認為，“馬踏飛燕”的背后，是漢唐時期的英雄主義、浪漫主義情懷，傳遞著渴望道路、渴望前進的精神。這些具象載體，讓民族精神得以代代相傳，成為華夏文明傳承的核心紐帶。從“天馬西來”到中歐班列“天馬號”西去，千年涼州迎來高鐵時代。當銅奔馬遇見重離子，古涼州新武威賡續(xù)古今，秉承著開放交流的基因，在新時代起勢騰飛，煥發(fā)出新的活力，抒寫著“絲路新馳”繼往開來的精神。

　　驥騁送吉祥，何以涼州馬？涼州馬是絲路精神的具象化表達，是承載千年文明基因的精神圖騰。當我們把漢武帝的尋馬之路、霍去病的西征之路、薩班的會盟之路與今天的“天馬號”班列之路串聯(lián)起來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涼州大馬從未停下腳步——從汗血寶馬到銅奔馬，從戰(zhàn)場坐騎到文化符號，從駝鈴伴行到鋼鐵馳騁，它承載的始終是忠誠、自強、團結、奮進的精神。涼州馬文化是一部鐫刻在絲路上的活態(tài)史詩，立體呈現(xiàn)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譜系。讓文物活起來，從歷史深處萃取精華，涼州馬文物完成了一場從歷史榮光到當代“吉祥”的文化敘事轉身，實現(xiàn)了當下的轉化性表達。而這種吉祥，除卻神話的、表形的美之外，更源于與中華民族精神高度契合的自強不息、兼容并蓄、忠誠擔當和開拓創(chuàng)新的特質。而這些精神特質，在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實踐的新時代，才是硬核的吉祥、真正意義上的吉祥。